2026年世界杯四强已经决出。本届世界杯球队从32支扩展至48支，亚洲名额也随之增加，然而中国男足再次缺席。中国在跳水、乒乓球、举重、体操、羽毛球、射击等众多奥运项目上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在奥运会奖牌榜上也稳居前列，但在全球第一运动上的成绩，却不如许多只有几百万甚至几十万人口的国家。这种巨大反差长期以来令人困惑：为什么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培养不出26个能到世界杯上踢球的人？本文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天做出详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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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人口知多少

关于中国足球落后的原因，已经有很多解释：管理混乱，政策短视，腐败破坏行业生态；青训体系薄弱；缺乏足球传统，踢球的人太少；学业太重，家长不愿孩子踢球；场地和专业教练不足；球员留洋动力不足，等等。这些解释都有道理，但它们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有些是根本原因，有些是次要原因，有些只是表面结果；有些可以通过政策改进，有些则难以改变。而且，无论什么解释，都要能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同样的体制和人口，为什么中国在足球以外的绝大多数体育项目上从未遭遇过类似的系统性失败？

作为一位关心中国足球的经济学家，我想从经济学的视角梳理一下中国足球落后的原因，将常见的一些解释放进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并据此来讨论足球改革的方向。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足球问题也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但本人体育知识毕竟有限，文中定有诸多谬误，请行家批评指正。

中国有14亿人口，看足球的人数估计是全球第一，踢球的人总数也不少。根据国际足联（FIFA）2006年发布的、至今仍被广泛引用的全球足球人口调查（“Big Count”）数据，中国踢球的人数约2616万，全球第一，超过美国的2447万和德国的1630万。但中国的注册球员只有约71万人，远低于德国的630万和美国的418万。

不过，71万注册球员并不算少，在全球排到第12名，超过西班牙（65万）和阿根廷（33万）。按理说，从71万人中选出26个优秀球员不应该那么困难。可惜的是，这71万人分布在当时的13亿人口中，注册球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0.054%，我们把这个比例称为球员密度。德国的球员密度约7.7%，是中国的140多倍；日本约0.82%，也是中国的15倍。

如果把全球208个国家或地区的注册球员密度排个序，国际足联2006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排在第191位，只有极少数国家比中国更低，多为其他亚洲国家。中国足协官方数字显示，2025年宽口径的注册球员数已经是109万，球员密度还是只有0.078%。各国注册口径不完全可比，但这不改变中国球员密度极低的事实，而这才是中国足球的致命伤。

不过，中国在大多数其他奥运项目上的运动员密度也不高，却没有妨碍中国拿到很多世界冠军。为什么运动员密度低对足球就那么致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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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在人才测量成本

这就要说到足球和其他绝大多数体育项目在人才发现上的根本差异，本质上是经济学里讲的测量成本问题。所谓测量成本，就是判断一种能力真实水平所需要付出的各类成本之和，包括时间成本、信息成本，乃至判断失误的成本。总体来说，个人项目或积分累加型团体项目的人才测量成本相对较低，对抗型集体球类项目相对较高，而足球人才的测量成本尤其高。

举重、跳水、体操、游泳这类项目，决定成绩的能力维度相对较少，每个维度又容易被独立测量：举重看重力量与爆发力，跳水与体操看重柔韧性与身体控制的精度，游泳的结果由秒表直接给出。人才因此可以在比赛之外，凭测试和训练观察，被较早、较低成本地筛选出来。

足球则完全不同。一个十岁的孩子，将来能否在职业足球中立足，几乎无法通过体能和运动测试回答，速度快、身体强壮、颠球出色都不代表能踢好球。足球人才是在持续比赛中被不断识别、筛选和塑造的。顶级俱乐部挑一名青年球员，球探可能要跟踪观察几个赛季、几十上百场真实比赛。

一个球员能否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位置、能否在身体对抗和比分压力下做出正确的选择、能否与队友形成默契的配合，这些真正决定他能否成才的东西，只能在真实对抗中被观察和判断。即便如此，球探判断的准确度还是不高，每一个最终成为甲级联赛球员的身后，都有无数个在多层筛选中被淘汰的球员。

对于集体球类项目，球员个人对球队整体表现的贡献也很不好测量，这是经济学中“团队生产”的贡献归因问题，而足球的测量难度又格外突出，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得分极低。一场篮球比赛通常有上百次得分，个人的得分、助攻、篮板可以逐次记录并直接归到具体球员身上，庞大的样本量足以把统计上的偶然性平均掉。

而一场足球比赛的进球常常只有一两个，甚至颗粒无收，一名前腰或后腰整场没有直接参与进球，并不代表他表现不佳，他可能完成了多次改变比赛节奏的传球，化解了对方多次进攻，这些贡献都不会在比分或技术统计里留下清晰的痕迹。足球的进球是十一名球员共同生产出来的结果，把这种联合产出拆解、归因到某一个球员身上，非常困难。所以可以说，足球属于人才测量成本最高的一类运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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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人才的发现和培养高度依赖球员密度

由于测量成本高，球员密度对足球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就至为关键。在足球运动上，14亿人口不是优势，球员密度高才是优势。

不管一个国家踢球的总人数有多少，只要密度不高，一个具体地方踢球的人就不多。中国的球员密度意味着每一万人中只有几名注册球员，在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区、县，认真踢球的人平均就几百个，分布在不同的年龄，认真踢球的十岁左右的孩子也就只有几十人，难以凑成几支水平相当的球队，支撑不起一个教练团队的收入，球探也没有来的理由。即使其中存在一个有天赋的孩子，他被发现的概率也极低——没有足够的比赛展现才能，没有水平相当的对手激发潜力，人才就在缺乏密度的生态中被埋没了。

这就是经济学中“集聚效应”在足球领域的表现：一个地区踢球的孩子越多，球队越多，比赛越多，球探越多，教练市场越大，有才华的人越容易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的成长又反过来吸引更多孩子进入这个生态。精英训练营与重点足球学校做的，是把资源反复投入在同一批早已被选中的孩子身上，而足球人才恰恰需要在更大的参与基数与持续的比赛中才可能被发现，他们的很多技术、意识和比赛阅读能力，不是教练教出来的，而是在与大量优秀球员的对抗中练成的。用训练强度替代参与密度，在足球领域很难成功。

密度重要，还有一层原因：足球选材不是一次考试，而是一个反复筛选的过程。十岁时被看中的孩子，进入更高强度的对抗后还会不断被重新评价；十岁时没被看中的孩子，也可能因为发育较晚、位置变化或比赛理解提升，后来才显出优势。因此，密度不能只在起点上高，还要在各个年龄段都有足够多认真踢球的孩子。而中国走青训路线的孩子，12岁后人数就断崖式下降。

中国参与体操、跳水、举重、射击的人数远少于踢球的人数，但照样能拿世界冠军，因为这些项目核心才能的测量成本低，早期选材加集中培养的模式可以有效运转。足球人才的测量成本极高，能力只能在大量真实比赛中被观察和衡量，而大量真实比赛需要足够高的参与密度作为前提。这就是同一套体制能在大多数奥运项目上造就世界冠军，却在足球上长期困顿的根本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女足并没有否定上面的逻辑。女足同样受高测量成本和低球员密度的制约，但全球女子足球的职业化和资源投入普遍起步较晚，竞争程度远低于男足，中国女足因此能维持亚洲中上游、世界十几位的水平，而不至于像男足那样完全掉队。不过随着欧美和亚洲其他国家最近十几年大举投入女足，这个门槛正在被迅速抬高，中国女足也从曾经的亚洲绝对霸主滑落至如今的亚洲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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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踢球的孩子这么少：文化传统与体制

中国的球员密度之所以如此之低，一个难以回避的历史原因是缺乏现代足球的文化传统。在巴西、阿根廷、法国、德国这些足球强国，孩子在街头和社区空地上自然接触足球，踢球不是家庭的主动选择，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中国没有这样的传统，足球始终是一个需要主动选择的项目，全社会自然不会在足球上投入很多资源，踢球的孩子、教练和球场也就少。

此届世界杯上，佛得角（人口约55万）和库拉索（人口不足20万）均参赛了，佛得角还在三场小组赛和十六分之一决赛常规时间比赛中与强队踢成平手，传为佳话。但这两支国家队的主力大多是在荷兰、葡萄牙出生和成长的移民后裔，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刚果（金）等非洲球队的核心球员也多半是在法国、西班牙、比利时的足球生态中长大的。这些国家打进世界杯，一部分归功于自身的足球传统，另一部分也归功于殖民历史留下的人口联系，能够依靠传统足球强国培养的人才。

然而，文化传统只是约束条件，而非宿命。日本和韩国同属东亚文化圈，都有激烈的升学竞争，也没有欧洲和拉美的那种足球传统，但日本男足过去三十年八次进入世界杯，韩国作为东道主之一于2002年打入四强。

制约中国足球参与密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踢球对中国家庭来说机会成本太高了。在中国，高考是大多数普通家庭最可依赖的上升路径，而职业足球的成功概率极低，孩子每周多踢几小时球，就少学校几小时文化课。足球道路一旦走不通，能否回归教育轨道，是家长必须权衡的现实风险。

体育与教育相割裂的体制限制了家庭的选择空间：一个孩子若想认真踢球，可以走校园足球路线，但比赛频次有限，很难达到较高水平，到了升学关键期，能坚持训练和比赛的人越来越少；另一条路是进入体校或俱乐部青训梯队，强度和比赛质量更有保障，但代价是脱离正常教育轨道，一旦踢不出来便难以回头。中间缺少日本、韩国那种将校园联赛、社区俱乐部与职业体系相互打通的成长通道，家庭难以找到两条腿走路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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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体制在足球上难以发挥作用

举国体制的优势在于集中资源，针对明确目标，在有限时间内产生可量化的结果，这对测量成本较低的奥运项目非常适用。但足球人才发现的先决条件，是各个年龄段都有较高球员密度的基层比赛生态，这是行政命令无法直接创造出来的。

2015年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及次年的配套规划提出，到2020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要达到2万所，中小学生经常参加足球运动的人数要超过3000万，足球场地要超过7万块。到2020年，学校和场地两项指标均超额完成，但经常参加足球运动的学生人数则未能达标。

行政力量可以命令建球场、规定比赛场次，这些都是能写进文件、被上级验收的供给侧数字；而真实的、持续的、具有竞争意义的参与，是更难测量的需求侧结果。举国体制遇到了一个在结构上与其优势完全不匹配的项目。

日本在1993年创立J联赛后不久，便确立了所谓的“百年构想”：职业俱乐部扎根地方社区，青训覆盖基层，学校联赛提供持续比赛，国家队是这一系统的自然产物而非优先目标。这个框架经受了三十多年的考验，核心逻辑始终稳定。韩国则将大学足球纳入教育体系、打通联赛上升通道，降低了家庭的参与成本。

中国也提出过校园足球、体教融合这些方向，但这些政策大多停留在文件和考核指标层面，形式大于实质。顶级联赛还经历过资本涌入、薪酬虚高的时期，球员留在国内的收益远高于去欧洲二三线联赛打拼，留洋意愿因此减弱——这不能简单怪球员，而是激励结构的问题。

腐败经常被当作中国足球不行的一个原因，但更准确地说，腐败其实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个可以预期的结果。但为什么同样的体制，足球界就更加腐败呢？这很可能也与测量成本有关：谁该上场、谁该进国家队，很难像举重、游泳那样用客观数字说清楚，哪个队赢球也有很大的随机性，教练和官员的裁量权就有很大的分量，给了权钱交易可乘之机；再加上足球商业化收入高，腐败的金额就会比较大。

如果官员更清廉，中国足球大概率会好一些，但这解释不了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同样的体制，为什么很多项目能拿世界冠军，足球却长期无法出线？球员密度低才是中国足球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官员再廉洁，孩子踢球的密度上不去，足球人才照样出不来。

有人可能会说，20世纪80年代容志行那一代，中国队还是亚洲一流，只差一步就进入世界杯，而那时候踢球的人并不比现在多。这是因为球员密度是相对于竞争对手而言的：当时日韩的足球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整个亚洲的竞争水平都很低，中国靠专业体制集中训练出一支队伍，就足以在亚洲名列前茅，这和前面讲的女足的道理是一样的。

但即使在那个年代，中国与欧洲、拉美强队的差距依然巨大。后来日韩把亚洲的竞争门槛不断抬高，而中国的球员密度没有跟上，就被逐渐甩在了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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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希望，但没有捷径

既然我们缺乏足球传统，球员密度太低，在其他领域行之有效的体制无法提升足球水平，一个自然的选择就是任其自然。我们有全民普及的乒乓球和羽毛球，在奥运奖牌榜上排名前列，没必要在足球上一定要与别人一争高下。但我估计多数读者不会接受这个选择，我自己在情感上也不愿意接受。如果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重回世界杯，有朝一日成为足球强国，那么唯有改革，知难而进。

如果本文的分析成立，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提高足球运动的参与密度，首先就是要降低家庭让孩子踢球的机会成本：让校园联赛在正常课程框架内得到制度性保障，让踢球受伤有完善的保险覆盖，让走了足球路线的孩子仍然能够顺利回到教育轨道。其次，是从区县层级起建立稳定的分年龄、分水平联赛，让人才在持续竞争中自然浮现。最后，是为基层教练市场的发展创造条件——参与率提高了，没有足够多的合格教练，只会变成低质量消耗。

由于参与密度的重要性大于参与总人数，可以考虑在某个直辖市或者某个省（如上海、江苏或广东）做长期改革试点，在资金和教练资源上有所倾斜。选择省级单位，是因为足球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体育与教育相割裂——本身就是一个省级权限问题：学籍管理、综合素质评价标准、教育经费统筹都是在省一级制定和执行的，也只有在这个层级，才能把校园足球和高考、学籍这些环节真正打通。

归化若干球员、建设少数精英足球学校、更换国家队主教练，这些都属于顶端的调整。国家队是整个生态系统的顶端，也是它的结果：顶端的配置变了，底部的参与密度不会随之改变；而底部的密度上不去，顶端能做的就十分有限。中国足球真正需要的，是更多孩子在更真实的比赛中踢足够长时间的球，使足球生态在一些地方形成有竞争意义的密度。日本和韩国差不多用了三十年时间，中国的起点更低，教育竞争的压力更大，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

中国足球要走进世界杯，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能在长期稳定的积累中，逐步形成一个能让更多孩子长期踢球、持续比赛、反复筛选，并在踢不出来时仍能回到正常教育轨道的足球生态。